邁向「金融化」的台灣經濟：以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的全面實施為例

本文談論一種非常特殊的正當性：會計準則(accounting standard)。台灣於2013年起全面強制所有上市上櫃公司改採新的國際會計準則來編製財務報表。這看起來只是一個單純基於技術理性、不摻任何意識形態的決定，目的不過是促進資訊透明度，提升市場效率，減少財報操縱空間，保護投資人而已。但是，本文將從此一毫不起眼的改變切入，訴說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看來單純無比的技術理性往往是最具意識形態的建構，它是金融化的渠道，具有強烈的政治經濟分配效果，但是透過會計理性的展演(perform)，這些分配效果看不見，也無從反對。

至於為何美國主導下的國際組織在晚近開始推動會計準則的全球齊一化(harmonization)？從本論文的角度，這意謂著不論在國際上或國內，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典範都在進一步地微調與演化。

關鍵字：金融化、新自由主義、股東價值概念、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展演性

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博士後研究員

塑膠貨幣、階級滑落與貧窮化：台灣消費金融與社會的互構

這篇文章主要討論1998-2010年間台灣消費信貸引起的傷害，以及造成大量「避債」人口經濟地下化的情況。資料來源包括2010年169位個案的問卷調查，以及2010-2015年間特定個案的追蹤。台灣在1991年啟動金融改革，1998年大量消費信貸（信用卡、現金卡）出現，讓正式消費金融逐漸覆蓋關係金融，引此產生大量的呆帳與負債人口。2008年之前缺乏相關的法律措施，因此形成債務人與債權人談判不對等的情況。2008年-2010年通過「消債條例」，讓負債者有解決的新管道，但因為通過率不高，加上債務人並不熟悉法律語言與程序，使得逃債的人口大增。在正式金融中，法律的制度取逐漸取代以往關係金融強調的社會關係，因此當法律手段無法解決時，同時也會破壞債務人的社會位置。這種壓迫是一種捲入性的過程，讓個人志願性的「透過消費」等負債方式被納入金融體系中。納入的過程從金融板塊的移動開始，首先創造出大量的貸款人，使他們進入一套複雜、脫離日常生活的消費貸款體系中。國家政策支持的金融自由化思維提供銀行產業的競爭條件，使得速度、規模都非常龐大。但同時，原先社群的道德體系和法律制度並沒有與金融自由化的節奏同步發展，因此債務人回到原鄉時更以生存，使得「避債」人口在原鄉的社會關係和都市中的法律正式社會位置都受到破壞，引發後續的各項經濟地位滑落、社會網絡斷裂、個人的精神失序與經濟地下化的問題。金融全球化、自由化的思維與具體政策， 司法體系、道德團體與銀行的催債，在十年間共構了一個台灣的金融社會問題。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所副教授

晚近科學園區周遭的反農地徵收抗爭:經濟的實質意義、無常地景，與反制性運動 

對於晚近反農地徵收的分析多半來自基於小農論述的農民運動觀點，然而卻沒有檢視其是否適用於緊鄰科學工業園區等都市化程度相對高的地區。基於田野地普遍的農地混用現象，本文以Raymond Craib 提出的「國家定置」與「無常地景」二者之間的爭鬥與辯證觀點，以及Karl Polanyi 關於經濟的實質意義與經濟行為的社會植根的討論，並置於新自由主義下浮現之公私夥伴關係的區段徵收模式脈絡中，嘗試重新詮釋晚近反農地徵收運動。研究發現顯示抗爭者的整體圖像遠比小農複雜，牽涉到許多因物質生活所需，挑戰「國家定置」的管制，創造出「無常地景」的尋常百姓之家，因此反農地徵收恐怕不適合被單純理解為農民運動。透過集體行動，抗爭者試圖維持土地使用現況與既有的經濟活動，以及尋求對於經濟安全想像，這或許該稱為一種尋常百姓之家的卑微願望。最後，有關於減緩農地流失的議題，本文也嘗試以研究發現為基礎，與台灣農村陣線等小農運動組織所支持的「對地補貼」政策建議做初步對話。

關鍵字：經濟的實質意義、社會植根、無常地景、反農地徵收抗爭

交通大學人社系暨族文所專案助理教授

「再小農化」的有機實踐：以官田水雉綠色保育計畫為例

臺灣有機農業的發展，逐漸由強調來自民間的草根實踐，轉變成受到國家政策制訂法令下所規範的產業，導致了部分生產條件較為弱勢的生產者難以成為「有機農民」的困境。本研究以台南官田地區2010年所發生之保育類動物—水雉的大規模中毒與保育事件為案例，探討臺灣本地慣行農民的再小農化歷程。為了保育水雉，透過「綠色保育標章」此一創新農產品標示系統的推動，農民透過稻菱輪作系統與友善環境耕作，與水雉的生命周期重新建立了農務耕作與自然資源協同合作的「再小農化」生產模式。

關鍵字：有機農業、綠色保育、再小農化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新自由主義下的生態政治與社會經濟： 一個泰雅族部落發展經驗的思考

台灣在1990年代後的新自由主義路線，包含了獎勵民間投資、促進觀光與社區發展等策略，這些策略在不同的原住民族地區產生了不同的效果，有些部落遭遇了新一波的外來資本進入與土地流失，有些部落則發展出以集體合作為基礎的生態觀光、自然農業等產業。本報告之目的，是以司馬庫斯此一部落之具社會經濟取向的發展經驗為例，討論當代部落發展的主體如何在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條件下被重新結構，以及其和泰雅族傳統社會的關係。本報告透過文獻回顧、民族誌研究等方法：1) 追溯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政策如何被轉化成原住民族政策的語言，又如何在原住民族地區被具體操作；2) 重建司馬庫斯觀光產業發展的歷程；3) 分析這些歷程中，國家和人民、土地的權力關係的重組，以及自然/生態的商品化現象。最後，本報告將指出，當代「部落」發展的主體，事實上是以「家族」為基礎鑲嵌於一個更大的關係網絡，而生態知識運用和展示，則是在「傳統」再脈絡化的動態中，對新的時空條件之回應。

關鍵字：新自由主義、生態政治、社會經濟、泰雅族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

勞動、自我剝削與自由：從霧鹿布農人的砍菜班談起

本文將霧鹿布農人最近開始組織的「砍菜班」放置在長期的經濟變遷過程中，來探討這個新的工作方式如何呈現了勞動的極度商品化現象。在霧鹿布農人對砍菜班的論述中，計件式的密集勞動所帶來的較高經濟收益與「自由」是他們開始組織砍菜班的動機。不過，相較於在霧鹿工作的賽德克砍菜班，布農砍菜班與老闆之間的共識薄弱，呈現出這並不是一種產生志願性順服效果的虛擬自由意識。相反地，砍菜工其實相當清楚地意識到這是一個極度自我剝削與階級不平等的勞動過程。透過不去看個別的體力差異與貢獻度而平分勞動成果的方式，以及對日常性自由的追求，霧鹿的布農砍菜工企圖維持布農人所重視的自主性與關係性之間的平衡，並在市場邏輯的結構性限制下建構其道德主體性。

關鍵字：霧鹿布農人、砍菜班、工資計件制、自由、志願性順服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副研究員

資本的幽靈、分裂的主體：魯凱人的日常金融實踐與「經濟」生活 

在金融資本取得主導的當代世界中，地方社會的人們如何認識並形構自身在快速變動的經濟／生活／關係世界中成為經濟主體？本文以Taromak 聚落居民的日常經濟實踐（金融—債務、生產—勞動、消費、家事經濟與社會交換）構成的場域為例，指出當地人在關係、自我、情感、欲望與希望交替或同時出現、彼此結合或對峙的異質生活世界中，將自己形構為分裂的經濟主體的多重樣貌與過程。本文指出，在地方社會脈絡中，欠債者做為新自由經濟主體的性質，必須從該主體如何與人做為多重關係的所在（勞動者、親屬關係、聚落成員、人與當下的自我、人與未來的自我）中的某一組或幾組關係之間的遭逢與互動過程來加以理解、討論。更關鍵地，筆者認為，魯凱人之所以在廣泛的經濟生活實踐中將自我體現為或呈現為分裂的主體，是因為新的經濟實踐（例如金融借貸）意味著引入新的關係或是重構既有關係，使得做為多重關係之所在的人，將從情緒、情感、欲望或倫理考量中來重新確立必須被聚焦的那組關係，由此形構了經濟主體的性質與面貌。再者，本文指出，當代經濟生活中的選擇與行動都是切身的、存在論的、關係性的、情感的也是關乎欲望的倫理判斷之結果，而經濟主體將由此浮現。

關鍵字：金融實踐、經濟主體、關係性、情感、慾望、魯凱人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助研究員

把生命交給市場：從「淨車」探索台灣市場理性的文化根源

相較歐美的新車都已標配6-7顆安全氣囊、車身動態系統等安全技術，同款式的國產車卻需要加價購買的方式，才能獲得同樣水準的配備。與此同時，台灣社會長期存在一種「淨車文化」，祈求行車平安，若以俗民信仰來看，台灣的汽車消費者顯然相當重視行車的安全問題。

針對以上現象，本文提問：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從民俗信仰到實體安全技術配備之間的落差？而台灣與歐美地區體現出「集體消費」與「個人消費」的不同市場模式，為什麼涉及生命價值的汽車安全配備，在台灣卻以高度商品化的樣態出現？

針對提問，本文以Zelizer & Healy的「道德_市場論」為基礎，分別從汽車安全帶推動立法的過程，以及國家、車廠對於汽車安全法規基本精神的詮釋，確立汽車安全議題在台灣呈現出「個人自負其責」及「個人理性選擇」、「價格機制導向」等特質；接著，本文以淨車的田野素材，思考汽車安全議題高度個人化的原因，本文發現，淨車儀式中體現「反求己身」的特質，及「對等交換」的社會運作原則，為汽車安全技術的市場理性提供存在的道德正當性基礎。

關鍵字：淨車、市場理性、汽車安全、市場文化

清華大學社會所博士候選人、靜宜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城鄉中的國家與行動者：「地方創生」的論述、脈絡與效應 

本文從日本戰後的五次全國總合開發計畫以及之後的國土形成計畫的演變，輔以政治經濟學與新自由主義的脈絡，說明晚近安倍經濟學與地方創生的發展。這個研究源起於我在博士論文時期日本北海道所做的田野工作。為了探訪生者、祭拜逝者，我在2015年的9月重回田野地，卻意外踏進了當前日本安倍政府所積極推動的「地方創生」政策方針的實施現場。雖然並未事先規劃，但我到訪的期間恰好碰上了「地方創生高峰會」。這個會議是由地方政府與地方大學所共同舉辦，會中除了報告這兩個單位所共同申請的「地方創生」計畫案內容，也邀請安倍內閣中負責此一政策的地方創生擔當大臣石破茂前來進行主題演說。這個會議的舉辦意味著：日本政府以「安倍經濟學」為名所大力推動的一連串經濟措施已經開始將地方社會的行動者們捲入了一股新的政經變動的漩渦之中。在過往的十多年間，以小泉潤一郎內閣為代表的日本政府傾向新自由主義式策略下的地方與區域發展政策變革，早已讓原本已搖搖欲墜的日本地方社會更加喪失了社會生活的能量與活力。而現在國家決定重新投入地方發展的推動事業上，是基於什麼樣的一種意識型態與治理理性，而又會給地方社會帶來什麼樣的波動呢？我們是否可以認為，在地方發展的政策上，安倍內閣已經放棄了先前的新自由主義化政策典範，而重新回歸發展型國家的道路呢？究竟安倍政府的最新地方發展政策有什麼樣的歷史脈絡與政治經濟學意涵？與安倍作為施政主軸的「安倍經濟學」有何關連？又將可能如何影響到地方居民的日常生活世界？

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博士後研究員